“双枪老太婆”建国后的遭遇
2008-04-24 14:04:00 作者: 来源: |
陈联诗是小说《红岩》中“双枪老太婆”的原型。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,但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。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“五卅运动”,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,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。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。 进入妇联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,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,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。这个工作结束后,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任生产部的副部长。 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,陈联诗处处都让这些年轻同事们惊奇: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,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,看起来像个女学者。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、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,她就变得豪爽起来。 刚刚解放的重庆,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。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,其中一批“身份复杂”: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,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,自然要来找陈三姐;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,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,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“招安”,以“借路”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,陈联诗怎么也算是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,白白得了许多武器、装备和银圆,也算是“间接支持”了革命,“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”。 当然没问题!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,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,又没有什么罪恶,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,自己养活自己,也是一种改造嘛。 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,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,自然会让人受不了。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,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。 农场风波 很多年以前,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。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,加上原先的旧股东,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,相当于新币2000元。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,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,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———生产部长的警惕。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说,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,如果农场做不好,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,还会影响到妇联,损失党的威信,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! 不久,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、退押和反恶霸斗争。一天,十几个农民兄弟找到了妇联,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,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耍花招。陈联诗当场承认了这件事情。 事情闹大了,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:由“不注意自己的形象,可能影响党的威信”,一下子升级为“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”。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,对陈联诗进行“批评帮助”。 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苏联接受过正宗“肃反”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: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,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,一定要处分,应该劝退出党!陈联诗坚决拒绝退党。组织部一把手大发雷霆:那就开除! 遭到“劝退” 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,在同志们的震惊中,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。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,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。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:我不同意。她叫赖松,也是一个地下党员。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?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,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,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,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,怎么会是觉悟不高?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: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。赖松站起来:你代表谁?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?你说话负不负责任?来人沉默。 形势陡转,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(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):我是支部书记,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,我觉得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,很不慎重,我也不赞成。 但一切反对都没有用,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“专案小组”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。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,也没有通过党组,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———市委书记手里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:“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,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。” 组织部副部长很熟悉陈联诗,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。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,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,让老大姐同意“劝退”吧,“劝退”毕竟比“开除”强。 这一天,是1952年6月16日。后来知道: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“退党申请书”,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,永远不许重新入党,还会被“开除公职”。于是,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,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,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,她被“自己人”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。 逆境自强 1953年春天,陈联诗到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工作。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“社会渣滓”,她们都是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:发牢骚,闹事,不听调配,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,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“出路”,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“求婚”……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,使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。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《婚姻法》,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,锤碎石子修公路,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“思想问题”。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,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,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,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。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,盖上了公章,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,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。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,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,意见中的优点是“党性和组织性极强,阶级立场鲜明。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,深入群众生活,关心群众疾苦,吃苦耐劳热情积极……”缺点是“常常陷入事务主义,凡事都要亲自过问,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,没有很好地坚持生活制度,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……” 她刚来不久,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,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,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。等到缓过气来,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,已经要离开这里,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。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,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。从那时起,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,有的平静,有的委婉,有的激愤,有的悲凉。毕竟她“同意退党”的前提条件,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“重新入党”。 也就在这个时期,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: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开始了。妇联生产部长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———她被关进了黑屋,不久也被逐出妇联,下到了基层工会。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,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,被送到民政局“改造”。 恢复党籍 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。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将她调到文联的美术家协会,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,成了一个专业画家。 其间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”组织问题”。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,人们的“阶级斗争觉悟”在不断被提高,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,都会发现新的问题。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“复杂”,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“说不清楚”: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“土匪”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?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?这样,就连廖玉璧的“烈士”身份也无法确定,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。 1960年初夏,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。重庆市委专门下指示: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。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,对于一个受过“处分”又“经历复杂”的老人,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。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,他们安慰她,鼓励她和病魔作斗争,只有当陈联诗要求解决自己的“组织问题”时,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。 后来,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,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。 生产部长轻轻地走到床前,拉住了她的手。这只手瘦骨嶙峋,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,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。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。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。她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,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。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说:“我连忙拦住她,说陈大姐我不能要,你留给你的宁君吧。陈大姐着急了,她说不出话来,只是给我比划,意思是宁君有一只,这只一定要给我……”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,后来在“文革”抄家时被抄走了,一直没有下落。 1960年7月21日,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“入党申请书”。第二天,她在安静的蝉鸣中,乘鹤远去。 1982年8月16日,《重庆日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: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,并恢复党籍。此时离她“退党”的时间,整整30年零两个月。 (摘自《新闻午报》作者:林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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